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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国企老总，将联手主导中国航空工业的这场盛宴，而“主菜”无疑就是大飞机。
对于中国来说，大飞机似乎是一个没有完成过的工程。与之鲜明对照的是卫星上天，核弹研制，三峡修建，而大飞机却一直还在襁褓中。
大飞机未能完成的原因众说纷纭，国泰君安军工类分析师张欣认为：“大飞机项目几次拖延，与国家的决策不无关系，从引进到研发，几任领导人几次波折，现在国家才意识到必须依靠我们自己。”
2008年，中国的大飞机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商飞”)终于成立。
而作为股东的一航，以子公司中航商飞及旗下研制的中国首架自主知识产权新支线客机ARJ21的相关资产，作价20余亿元，外加20亿元现金入股中国商飞，二航以10亿元现金入股。如果一航、二航合并，那么将与国资委全资子公司国盛集团并列第二大股东。
按照设计，在一航、二航合并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之后，就与中国商飞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家公司，中航负责大飞机的零部件制造，中国商飞负责大飞机的设计、开发、组装、销售、售后服务。
晚餐刚刚开始，跨国巨头场内场外就早已忙得不亦乐乎。据业内人士介绍：空客是以法、德两国领衔，集合欧洲力量自不必说，美国新型战斗机F35,其商业策略更是要与欧洲国家共同开发，同时一部分配件也由欧洲生产，美国就是想说服欧盟不要自己研发第四代战机，而是采取联合开发降低成本。国外的蛋糕不小，但在波音、空客眼中，中国的民用航空市场的份额也非常诱人。
空客曾预测，在2006至2025年期间，中国所需飞机的数量和金额将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共需大型飞机2929架，价值3490亿美元。
同样的蛋糕也摆在张庆伟面前，但他吃上却并非易事。据业内人士介绍，即使现在开始研发大飞机，也需要很长时间。大飞机研发周期，如果算上各种准备期，起码需要20年左右。
同时，ARJ21在实践中就出现了比想象中要难得多的情况。据一航民机部部长汪亚卫介绍，ARJ21上100%采用国外设备。而这也为以后留下了一些隐忧。原本今年初就要进行首飞的ARJ21飞机，于4月宣布因为关键系统包括飞控系统提供商未能及时交付而推迟首飞。原因在于，那家公司急着赶制波音787的飞控系统——与波音的大订单相比，ARJ21要小得多。
所以，中国要发展大飞机，就必须发展自己的核心设备配套生产。而一航则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林左鸣告诉《英才》记者：“在整个价值链里，机体制造会得到80%的份额，而这主要是一航承担的部分。”
与张庆伟不同的是，摆在林左鸣面前的蛋糕份额虽然不大但却是现成的。因为一航下属的西飞国际等公司已经成为波音、空客等跨国飞机制造公司的全球供应商，而一航未来的蛋糕份额还会继续扩大。
“以前一些处于产业链最底下的一部分，由于参与大飞机项目，有可能会加速发展，由此无疑将促进相关产业的升级和产业结构的重新排序。”殷云浩分析认为。
而这还不是大飞机项目所带来的“引擎效力”的全部，对于航空业自身，尤其是对一航和二航来说，发展大飞机也是蜕变和升华的过程。
资本杠杆打造全价值链
在林左鸣看来，资本是融入世界的通道，也是实现“天下无敌”而“富天下”的必由之路。
大飞机的“引擎效力”究竟会有多大?如果一家企业的自身战略能够与国家战略融合，会产生怎样的放大效果?林左鸣给出的答案是“十年一万亿”，为此，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每年实现30%的递增，而这对于目前还只有1000亿营业额的一航来说，能实现吗?
但无论能否实现，一航的蜕变和升华中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一航的发展不会离开资本市场。这不仅是因为林左鸣擅长于此，也因为这是世界军事工业发展的规律。
在林左鸣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特别记录了波音公司的资本故事。“1934年9月4日，波音公司股票以每股7美元的价格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挂牌交易。上市不仅使波音公司通过资本运作在企业分拆、专业化发展方面获得了便利的渠道，几十年后，也使波音通过资本运作进行了整合并购，回归于更高水平的全价值链经营。就在‘最后的晚餐’之后，在美国国防部推波助澜之下，波音开始了一系列频繁的并购重组活动……可见，波音借助在资本市场运作自如的优势，极力打造自己的‘全价值链’竞争优势和能力，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对于一航来说，9年时间太短，比不了波音92年的积淀。但借助资本杠杆，实现企业战略与国家战略的完美融合，则是林左鸣从波音悟到的真经。
在最初设计ARJ21项目时，林左鸣就把资本考虑进来了。当时，ARJ21吸引了花旗银行、淡马锡在内的多家跨国财团的目光，如果没有后来的国家战略调整，ARJ21项目恐怕早已完成了首轮私募融资。
“这是融入世界的一种做法，我觉得是很有战略意义的，当你在高科技领域里商业化程度越高，能够和所有的先进国家的先进企业完全成为合作伙伴，尽管会有竞争，但更多的是合作。”在林左鸣看来，资本是融入世界的一条通道，而资本也是实现“天下无敌”而“富天下”的必由之路。“如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什么事情都会由协商来解决，也就尽可能地避免了战争。”
当然，林左鸣对于资本融合过程中国家利益的保证有着充分的考虑。在他看来，中国没有真正的投行，这种缺失让中国的金融资本无法与产业资本相结合。
而中国产业资本要发展，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国际金融资本相结合，而对于国际金融资本，林左鸣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
“外国投资者对于我们产生的任何一种变化都感兴趣，在我们做私募的时候，他们超乎寻常的积极，我怀疑可能会有两种原因：第一，他们是觉得这样一个传统体制转变过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机遇，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可以把实际价值进行低估，然后利用新的体制再把这种产业能量释放出来，他们的投入会产生有效的回报。第二，就是资本的战略作用，比如一家投行过去投资波音，如果他也投资中国飞机，那么他希望能够控制中国，他不用把中国公司做上去，只要压抑住，对他在波音的投资就会有好处，当然这种感兴趣的动机有点儿不太纯。”
其实，无论是“放大看不见的心”，还是经由资本的“天下无敌”而“富天下”，同样必须把企业战略与国家战略相结合，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
“西方现代大型军工集团，无不是产融结合的大集团。金融家在西方军工产业重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美国重要的军工重组交易中，银行和投资公司都奋不顾身地跳了进去。”
同时，在林左鸣看来，建立高效的资本平台，也是军事工业发展的重要依托。
从全球范围军工企业并购情况来看，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的并购起着主导作用。据统计，从2001至2005年，美国军工上市公司的并购金额占美国军工企业全部并购金额的比例高达90%以上，西欧的比例为80%左右。“可见，没有资本市场这个高效平台，西方军工企业大规模重组活动是难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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