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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让万科成为了中国上市公司中最制度化的企业之一，这种制度让万科在汶川大地震募捐中迅速地做出了制度授权数额内的捐赠，结果，却未曾考虑到公众的情绪;任正非让华为成为了中国最具狼性的公司，市场开拓能力所向披靡，在10年前的《华为基本法》中，第一条就含有“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为激活企业活力，华为过去也采取过运动式的集体辞职、内部创业等方式。结果这一次，华为员工没有太多争议，反倒是外部公众将华为立成了《劳动合同法》中利益博弈中的一道靶子。
30年的中国商业，只有标杆，没有偶像;或者说，只有偶像，没有标杆。
1万科为什么上市?华为为什么不上市?
华为为什么不上市，万科又是怎么上市的?
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万科当属最早的一批了。早在1988年11月，就完成了股改，获准公开发行股票，筹资2800万元。同期，深圳的股改企业有200多家，筹资了2.4亿元，但是万科要幸运得多，2年后深交所挂牌，万科与深发展、金田、安达、原野成为第一批上市公司，史称“老五股”。
当年万科股改，公司不少人是反对的，但是王石坚持。王石对股改的强烈初衷，并不是因为缺钱，非要筹资，业务如果需要钱，银行贷款可以得到，早在1984年，王石倒外汇留提成时，就从中国银行贷款了2000万元。万科的东家是深特发，由深圳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转化而来，是一家有审批进出口权力的国有公司。
但是，特立独行的王石与东家的关系并不好，他一直担心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接到一纸调令，强行解甲。这样的事曾经发生过，因为东家要调动万科的800万美元外汇额度，王石不肯给，冒犯了顶头上司，被两道“金牌”催去党校学习。王石人一走，东家就委派了新人接手，幸而被委派者没积极上任;王石又强硬，这才得以留任。
所以，在1986年，王石知道深圳市政府将国营企业的出路放在股份制时，就预感政府“鼓励的股份制改造，分离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是防范企业人事风险的最佳选择”。于是，王石对股改倾力而为，不惜再次与东家激烈冲突，问策于市政府秘书们，绕道秘密求助市长。幸而市长暗中支持，否则，就真应了冲突中顶头上司的责难：“你王石一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你跳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那一年的股改，任正非也相当关注。万科卖股票时，推广人员八仙过海，有的去了菜市场;有的拉来工商局邀请个体户，被误解为摊销。唯独在华为那儿却得到了款待，任正非认购了20万股，还请万科人吃了烤乳鸽，这位创办华为还不到1年的外乡人“非常详细地询问股份制的内容”。
彼时，华为的主业还只是倒卖香港的产品，任正非在银行谦卑地见了人就递名片，还贷不着款;这家公司要入政府的法眼，得等到1992年研发出了自己的产品后。
任正非买了万科的股票，很快就被套了。1990年5月，万科股票早跌破了发行价，每股的股价只有0.9元左右。再接着股市经历了过山车般的疯狂，百万股民涌入深圳，抽签表的舞弊事发激起了难以抑制的股民愤怒，警车被烧、商场被砸。
很长一段时期，那确实不是一个规范的股市，各路神仙到此只为圈钱，像是一个连规则都匮乏的赌场。总之，很长的一段时期，上市给任正非的印象是“股票纯粹是不务正业”。他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说：“我的公司永远不会和股票打交道，永远也不会上市。”一个经典的故事是，2002年，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率投资团队到华为，任正非连面都不露;事后罗奇戏称：“他拒绝的可是一个3万亿美元的团队。”
任正非不受外界诱惑，专注主业的决心固然难能可贵，但是永不上市的说法，现在看来并非没有偏颇。
2“削足适履”的规范与制度化的“治理”
事情的发展是，任正非近年来已经改变了想法：华为如今面对的，不是上不上市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在哪里上市的机会问题。
不过，到今天，任正非和华为一直没有正面回应至今未上市的个中缘由。华为曾有过两次上市的努力，但均未果。各方猜测颇多，有人说是因为华为的股权由于历史原因过于复杂;还有人说是由于华为的市场运作非常独特，一些手法，放在非上市公司可以便利地操作，如果成为了上市公司，市场竞争手法就会出现诸多限制。总的看来，任正非对于华为上市的意愿并不迫切。
据一位前华为战略部门的员工分析，华为不上市，主要是因为不缺钱：公司盈利能力强，广泛使用了出口信贷，货款回收的周期也比较短，资金不是公司发展的主要压力;况且，需要钱的时候，公司在深圳、上海、杭州等地形成了庞大的房地产资产，还能优惠地获得银行项目专项、流动资金等贷款。
其实华为也有资金压力的时候，任正非在2000年提前看到了，撰文了名传商界的《华为的冬天》。而他采取的对策是，在2001年将旗下的华为电气以65亿元卖给了爱默生。任正非将这笔钱看做是让华为有了足够过两年冬天的“棉袄”。
对于众多中国公司而言，上市除了融资，还有一个中国式的难题破解，那就是理顺公司的治理结构;特别是大型的国有企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他们将香港和海外作为上市的首选，哪怕在内地能获得更多的溢价、更多的融资;境外投资的组成甚至成为冲破传统行为模式的一股力量。在一些人看来，那样才能真正做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不过华为作为民营企业，并没有国有企业体制方面的困惑。任正非创业没多久，就让公司成为了创业者共享的股份制机制;除了在1991年短暂性地戴上过集体企业的红帽子外，虽然不是上市公司，华为仍能彰显出众的现代企业气质。这大抵归功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国际化方面的挺进;一个是持续对研发的巨额投入。
华为的国际化始于1996年，为了让华为与全球客户有国际化的对话体系，任正非不惜对华为采取了“削足适履”式的管理变革。
从1997年开始，先后引入IBM、Haygroup、PWC等跨国公司进行管理咨询，对集成产品开发、集成供应链、任职资格、薪酬体系、财务流程等进行了规范化改造。任正非强势地推动了这一切。甚至到了1999年，提议孙传芳为公司董事长，自己专心做内部管理。
这又成为了王石与任正非的一个有趣对比，同在1999年的2月，万科的高管层调整，王石自辞总经理，专职于董事长任上。尽管没有任正非那么大的成就和影响力，在公司治理方面，王石却确实更胜一筹。1993年万科B股发行，让王石“感觉最强烈的就是观念问题”，“促使万科深入调整自身的业务架构，并努力促使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向国际投资者认同的方向发展”。万科与日俱增的公司透明度与规范化推进，从那时起开始上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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